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。
我九岁才入学。
因家贫体弱，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，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，更因交不上学费，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。
说不定，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。
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，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，实在让她为难。
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。
她迟疑不决，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，荒来荒去，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。
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，很自然的去做个小买卖——弄个小筐，卖些花生、煮豌豆、或樱桃什么的。
要不然就是去学徒。
母亲很爱我，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，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，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。
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。
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。
我说
“偶然的”
，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。
他是个极富的人，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，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，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。
一进门，他看见了我。
“孩子几岁了？上学没有？”
他问我的母亲。
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，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，他的眼是那么亮，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，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。
我们的小屋，破桌凳，土炕，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。
等我母亲回答完，刘大叔马上决定：“明天早上我来，带他上学，学钱、书籍，大姐你都不必管！”
我的心跳起多高，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！
第二天，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，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。
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，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。
庙不甚大，而充满了各种气味。
学生都面朝西坐着，一共有三十来人。
西墙上有一块黑板——这是
“改良”
私塾。
老师姓李，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。
刘大叔和李老师
“嚷”
了一顿，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。
老师给了我一本《地球韵言》和一本《三字经》。
我于是，就变成了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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